新年伊始，美国在几个小时的持续打击后，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回美国。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放出马杜罗戴着眼罩、脚镣的照片，宣称他会接受美国的审判，美国会接管委内瑞拉和其石油，并决定何时将这个国家归还给人民。这是一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入侵行动。
从传统角度看，委内瑞拉的遭遇再次反映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美国或许会通过委内瑞拉暂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或者这种侵略会将更多国家推向中国。也可以从军事角度分析，思考东部战区在对台演习中明确将“斩首”作为训练重点之后，可以从这次事件借鉴什么。
绑架马杜罗撕下了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张遮羞布。这一事件标志着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将进入新现实主义主导的政治纪元。不应将委内瑞拉事件看作是美国继南联盟、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军事干预后的又一“故技重施”，而应视作一个终章：乌克兰与巴勒斯坦事件表明，战后西方搭建的所谓“基于国际法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
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入侵与其他地区的行径没有不同；然而这次行动的赤裸面孔本身对世界造成了冲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入侵也显示了这一点。特朗普不再用马杜罗“侵犯人权”、“暴政”之类的指控为自己正名，而是直白地宣布美国的核心目的：维护自身在美洲的绝对霸权，控制委内瑞拉和其石油，扶植傀儡政权。
仿佛一瞬间，我们回到了18、19世纪那个绝大多数人类对杀戮、侵略、折磨和奴役缺乏道德负担的时代。《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概括了这一点：过去，美国至少还会用法律或道德说辞粉饰自己的行为，并设法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共识，哪怕这种共识徒有其表。而今，这份克制荡然无存，仅存一套无人信服的说辞。
即使认为西方过去所有的反思与人权呼吁都是虚伪的，也不能否认：当西方不再延续这种虚伪时，它会对这种基于虚伪建立起来的政治形式造成深刻冲击。当现实主义决定不再穿上道貌岸然的外衣，这不仅仅是单纯政治信号的转变，而是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权对世界体系认知的转向。
俄乌战争证明，在面对军事超级大国对他国的军事行动时，即使动用全部可能的经济武器，也无法在深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彻底击垮行为国（俄罗斯）。同时，它证明了欧洲整体的军事实力已经完全失去了全球主要势力应有的吓阻能力；国际组织在有超级大国参与的冲突中完全失去作用。
加沙冲突向我们证明了：在高度现代化和体制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没有任何民间行为能够阻止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对外活动，即使它践踏了所有公认的人权。铺天盖地的全球抗议浪潮以及五花八门的对抗行动，对于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国政府而言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加沙的战与和，全球民众的意见本质上可以忽略不计。
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世界超级大国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没有其他超级大国介入的情况下，它有能力不受约束地瓦解或支配其他任何国家，没有国家能够承受自身卷入超级大国主导的争斗。
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止俄乌战争，或是巴以战争，也不会有人去拯救委内瑞拉。所有在自由主义道德光环下国与国之间心知肚明的事实，终于在由乌克兰到委内瑞拉的三部曲中被彻底展现。
如果说西方在自由主义时代的巧取豪夺是基于国际秩序容忍度的分红；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是在回收自己维护自由主义秩序时“亏欠”的报酬。第三世界即将面对的不再是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红利之间的平衡，而是归属哪个势力范围的分配问题。
这种分配与雅尔塔体系及美苏冷战时期的分配不同，是一种基于21世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现状的全球级“资源整合”。这是一个国家去主权化，民族去国家化，资源权力集中化，在地域、民族乃至全球级别的进一步阶级分化的过程。
于是，在隐忍一个世纪之后，特别是目睹“终结历史”般高尚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喧嚣30年后，马克思主义终于迎来了再次证明自身预言的时刻：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自身存续，终于将自身政治源头的西方文化内核也抛弃掉了。
这次委内瑞拉行动并非美国国力衰弱后不得不抛弃自由主义伪装的图穷匕见。它更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使社会结构趋于简化之后，其幸存者基于这种全新经济基础，转换上层建筑范式的肇始。
自资本主义萌芽期开始，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已经从不同经济体下众多强国的态势转变为两个经济体主导下的对抗格局及其附庸体系，进入经济体整合阶段，并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叙事作为政治外观，终于成为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下的双超级大国模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人类整体社会不断为其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主要政治势力数量大幅下降，发生毁灭性冲突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全球主导势力与其余政体之间的差距被无限增大。超级大国无法被挑战的实力给予了市场自上而下传播的强大惯性，而经济体的不断整合又提升了资本的流动性。
与之相对的，是一种仍沿用两千多年前零散地缘政治逻辑、政治高度分化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自由主义内核的共和主义式国际秩序是一个具有历史局限性、工具性的过渡品。
以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为了降低经济体在多强国的世界中获得信息成本和冲突风险的机制。然而，这种充斥着民族文化隔阂、国别认同和文明自尊的多强国、多民族经济体是遏制资本主义扩张的。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多元竞争态势早已大幅弱化。由此诞生的联合国及其附属国际秩序是一个全球强权势力相对较多的情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平衡西方集团之间利益的协商机制。而现在，全球已经从二战后秩序转向了各国实力差距比冷战时期更加巨大的超级大国模式。
当全球化供应链让存在文明冲突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法完全脱钩时，当基建与网络已经令全球劳动力、土地、金融和生产资源大幅摆脱国别和文化限制时，当主导人类未来的核心科技已经向唯一可支撑其研发的中美不断聚集时，当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一个不断集中高效的全球经济基础时，这个基础与运行其上的政治权力和话语难以忍受的分裂以及平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巨大错位。
自由主义秩序的发展仍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而资本主义总是在聚集和扩散之间来回切换。当它需要扩张市场并增加资本流动时，便呈现出分化和扩散的行为模式，而当它需要重新控制生产力分配，或是关键生产力发生突破时，为了保证资本对这种新经济范式的绝对控制，又会进行聚集，这与西方代言人的发展是同步的。
华尔街就是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之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是资本主义在上一轮扩散周期中选择的意识形态机器。它的结构性目的仍是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源、商品、劳动力的全球调动。
但与此同时，人类科技的大幅进步又令科技发展迅速向核心国家聚拢。苏联解体后，“东方集团”垮台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成熟市场，让资本主义得以短暂维持扩散与聚集并行的黄金时期的局面。然而，或许是“死于安乐”的缘故，人类如今所有关键技术的突破陷入瓶颈，所需成本已经开始接近任何单一国家所能承担的极限。同时，全球财富分配的过于不均令市场开始失灵，无法弥补资本主义内部问题导致的增长放缓和资本萎缩。
在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透支未来几个世纪后，人类发展终于遇到了气候危机、物种灭绝、生化疫情、科技风险等等全人类级别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些同时指向发展与存亡的问题，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一个流通性更强、资源调动更加集中、权力分配更加高效的新全球治理体系。这时，现行的国际秩序就成了阻碍世界资本、资源以及权力进一步整合的障碍。
自由主义掺杂着自启蒙运动始就抱有的“普世价值”情愫，并被美国所继承。作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和上一代宿主，西方文明秉承着资本主义与启蒙运动道德体系相绑定的发展路径。它不仅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同时也令启蒙运动思想不断传播。然而，这种情怀终究是被资本主义所不容的。
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不断扩散并异化人类生产生活时，终将消灭所有人类过去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于是，在西方国家自身的崛起道路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思想和行动的巨大差距——从“人人生而平等，但黑奴不是人”，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碳税与碳排放权，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直到今天的马杜罗被捕。
早已被资本主义的丑陋玷污殆尽的启蒙思想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消灭人类固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障碍。于是这种思想，以及怀抱这种情怀而顾影自怜的欧洲都被无情地抛弃了——在以色列的疯狂和横跨美国与欧洲的极右翼的崛起背后，资本主义正在挑选更符合自身现状的、更没有历史负担的、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更加去民族化的、更加纯粹的新宿主。
在世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技－经济发展深度互嵌、权力阶层差距急剧增大的21世纪，现有国际秩序不仅在操作层面冗余、失灵，更在底层逻辑上根本失去意义。随之伴生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道德，则是一个不再被支付的奢侈体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断异化过程。原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运转基础之一的现代国家制度，终于被资本主义扩张本身所异化和扬弃。
笔者并不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全球资本主义是良善的，也不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文不值。现实是，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错位，必将被新经济现实下的代言人解决。资本主义不仅不再需要道貌岸然的国际秩序，更不需要比其更加根本的“主权国家”或是“政治独立性”，特别是当拥有这些身份的国家的整条命都必须依靠以中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时。
委内瑞拉事件看似是美国逆全球化后返祖般的18世纪殖民主义行为，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真正加深后，终于开始抛弃其旧政治意识形态宿主。所以，当美国的门罗主义开始践踏委内瑞拉时，它并非在遏制全球化，反而是在遵循全球化的逻辑。
换句话说：当经济全球化后，“强权国家”的身份便逐渐成为奢侈；而最终，“主权国家”，甚至“国家”这个身份也将成为奢侈。世界也将从资本主义惯养的全球秩序余波中苏醒，体会短暂的幻梦之后现实的残酷。
当认清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和附庸于其上的各个势力不断“优化”全球经济体的过程后，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它从未跟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战后国际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绑定；它们的关系恰恰相反。所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战略，看似是古典现实主义政治的复辟，本质上只是与其历史形态拟合，却是基于21世纪人类发展现状产生的新现实主义。
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理论界不得不承认的一组政治前提。在当代学界，它缺乏真正触及人类文明本质的理论定义，而是西式“世界大同，民主秩序，自由共荣”理想的反面，一个自由主义为了给自身正名的稻草人。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那个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从未离开权力政治的视角。反而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短暂兴盛后受到严厉的打击。终于，这种当代资本主义专属的现实主义，在忍耐人类社会40年朴素的国家和民族主权情感后，在西方极右翼的拥簇下诞生了。
它不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不是日不落帝国，更不是大清，而更可能是《1984》世界的前奏。这是一个资源和劳动力高度流动，科技控制权高度集中，国际冲突与竞争形式化/制度化，阶级和生产关系定格，完全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需求的世界幻想。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拨思想家将要被无情地抛弃。第一波是那些仍旧留恋自由主义黄金时期的“普世价值”，却没有严肃面对它的虚伪根源的怀旧者。譬如当代批判理论灵魂人物齐泽克，就在两个月前的IAI论坛上再次重申他对西方政治现状的严厉批判。他认为现在西方政治最大的敌人，便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最新一代“自由主义法西斯”们。
齐泽克说，这些西方政客最具破坏性的行为就是那种不同以往的“赤裸的现实主义”与随之而来的“无耻”形象。只要符合政治利益，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以色列犯下的任何暴行正名。而与之相反的是，过去以人权和民主平等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式西方政治理念，即使夹杂着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也应该被坚持下去，因为它终究是具有普世性与先进性。
笔者可以理解这种情愫，认同齐泽克对这些政客“法西斯”的评价，也认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权价值理念确有其价值。然而他必须意识到，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理想，和其代表的西方实践，终究是建立在一个与其精神完全相反的剥削体制之上的。
这些自诩推动人类进步的观念和道德，其实是寄生在反对它们的生存逻辑上的特权，一个透支其它文明、预支人类发展未来而得来的奢侈品。而享受这些奢侈品，又不断忽视自身存在的虚伪本质的人们（譬如整个当代西方左翼运动），正在经历一个戒断反应。
究其根源，抱有启蒙主义道德观的欧洲在纵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同时，甚至寄望于借由这种政权“相善”而达成自身的普世理想。这种幼稚与傲慢最终被它最鄙视的、进化论般的竞争法则所击败。
当他们把这种单极霸权当作传播自身理念的“历史终结”时，忽视了这种超高压的生存环境下，如生物演化般必然出现的破局者——中国。于是，当新的双极结构开始抛弃那套过时的上层建筑叙事时，欧洲终于开始切身体会第三世界早已承受数个世纪的“赤裸的无耻”。
第二波将被抛弃的思想家则是那些旧时代的现实主义者，譬如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民族原教旨主义者。当他的后裔仍在以民族、国家、文明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冲突模式的发展趋向时，就忽视了那个对国家与文明差异并不在意、只按利润逻辑推进的资本主义扩张。
如果瓜分欧洲的红利远高于与欧洲一道瓜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时，美国还有任何理由维持和欧洲的联盟吗？这是以从文明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的亨廷顿式分析者永远无法相信的。试想一下在1995年告诉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将在25年后提出一个‘核心五国’方案（Core 5: 中美俄日印），而里面不会有欧洲！”
这正是委内瑞拉行动背后的幽灵——一向被视为欧洲之子的美国，终于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主导权上反超，如今终于在生存哲学与政治内涵上与欧洲彻底脱离。与其将委内瑞拉行动看作“西方衰弱后，脱离伪装的原形毕露”，不如看作重拾民族主义的白人与生活在普世原则叙事中的旧世代的决裂，以及没有原生民族基础的美国在建国250年后，终于抛弃欧洲中心的西方身份，开始建立自身精神内核的初步尝试。但同时，它也将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彻底抛弃过去形态，所创造的第一个纯粹为其服务的政治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了一张邀请函。现在真正克服美国单极秩序的超高压生存环境，进而成为反向刺激国际秩序演化的环境因素的，正是现在与美国实力并肩的中国。
于是，特朗普在上任第二届总统时说道：“美中俄联手，可以解决一切世界问题。”于是，美国2025年的《国家战略报告》终于让渡自己对“全球霸权”的追求。于是有了Core 5设想。在这一系列行为必然存在的“捧杀效应”和战略算计背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美国对一个更加符合人类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政治形式、更为切实的新全球秩序的回应。它更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范式下，不可阻挡的上层建筑转型的序曲。在这种新秩序的诞生中，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充分，是否抱有兴趣，都会不得不参与其中。
我们面对这份邀请，没有一丝心动是不可能的。坦白地说，如果一个人甚至都没有思考过对台复刻这种情景的可能性，那么他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思考能力的。而这种中美之间微妙的平行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当面对国际秩序范式的根本改变时，地域冲突、地区控制、传统政治联盟等一系列固着在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正从“文明冲突”的无解状态，被逐渐摆在谈判桌上，变成“可以谈判”的议题。
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崛起战略的成功，也是在经历千年的独立发展和200年的压迫历史后，“世界治理”的命题第一次真正向我们敞开。
但是，我们也更应该感受到这种未来和中华文明所期望的世界大同有着根本的冲突。它并非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做出的决策，而是根本上以资本主义继续维持并扩张自身的逻辑所引发的全球变革。所以，即使不考虑这种转变背后美西方势力仍旧存在的强烈敌意，这种全球新秩序的构建也会有其自身后果。
不要忘了，它背后真正的推手正是抛弃了一切文明价值，怀抱着科技决定论、超级加速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新兴资本主义浪潮。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份邀请，那也必将受到它背后资本势力更加强烈的侵入，也将令其更加深入地控制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走向。委内瑞拉事件背后，富有《1984》意味的全球秩序幽灵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面对这一现状，无论我们以何种姿态参与其中，这种浪潮一定会率先掀开那些被自由主义幻想所压抑太久的现实问题，也会把它们赤裸地呈现出来。那些被各类政治正确所掩盖的、我们已经不习惯讲述的、如禁忌一般原始的问题（譬如民族性问题、文明性问题等）都会开始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并加速显化和变革。我们是否做好准备，去以最客观、尽量不夹杂民族情绪和历史桎梏的态度，和最严肃的视角去回答这些问题。
当资本主义浪潮随着全球政治秩序的转型而更加深刻地俘获全人类的发展方向时，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和后果，而我们又该在这个已经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中去往何处？达成何种目标？我们还应该坚持什么？是继承西方启蒙哲学的普世向往，还是建立某种全新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在这种即将到来的新秩序下，普世道德和全球设想是否还有必要？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这种浪潮中维持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面对历史性的转向与抉择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是最容易的，也不是相对更难的，而往往是最难的。这张邀请函是出自天使还是魔鬼，其实取决于我们签字的双手。
未来就在我们手中股票配资在线。
元鼎证券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